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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警卫

红军长征的警卫

时间:2019-3-13 作者:张中俞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2018年,公安警卫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而退出现役。警卫局(处)仍由同级公安部门管理,承担规定的警卫任务(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主要领导及重要来访外宾)。不难想像,红军长征绝不会放松警卫工作。广义而言,所有保证顺利转移的行动部署,均属警卫工作。因而,长征的行战部署、宿营警戒、军事攻守等都是有效的警卫内容。本文从狭义角度试谈警卫机关、警卫人员等警卫力量概况及其在长征中所做的相关工作,难免挂一漏万,敬请专家同行斧正!

一、中央红军警卫力量

1.国家政治保卫局

谈红军警卫武装力量,先得从政治保卫处谈起。其前身是红军总前委特务队,成立于1930年10月上旬。同年12月,特务队在江西宁都扩编为特务大队,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警卫无线电台队。1931年7月,特务大队在江西兴国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处,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8月,改由邓发任处长。

1931年11月,国家政治保卫处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本文简称国局,今公安部和国安部前身),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它“在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1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红都瑞金成立,邓发任局长。下设秘书处、侦察部、执行部(含特务队的政治保卫大队为其武装)等。1932年,增设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据陈复生的《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根据国民党新的统治方针,他们在全国推行德国法西斯统治手段,雇请了德国的特务专员,训练大批特务奸细,混入苏区与红军队伍中进行瓦解破坏活动。根据这一斗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于1932年决定在红军中建立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与特派员。”1933年初,随党中央从上海迁到苏区的中央特科人员并入国局。1933年10月,国局成立政治保卫第二大队。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统一领导原由特科主管的白区情报保卫工作和由肃反委员会负责的苏区情报保卫工作。一是统一配备首长身边的人员、装备二是防止坏人混入红军,防止有人带枪投敌。三是在战后清查俘虏,防止敌特浑水摸鱼。四是在白区、赤白交错区刺探情报,并负责驻地安全。据裴周玉回忆:“保卫局是领导与组织红军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的领导权力机关,它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并动员群众同破坏党的路线政策与党的团结的现象作斗争;二是对混入红军、苏区的奸细、特务及内部的叛徒、投敌分子,坚决进行斗争与消灭之;三是帮助地方建立与健全保卫机关与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土匪的骚乱等;四是在敌区与边防区建立情报网,并物色人员打入敌区展开情报工作,以掌握敌人进攻与特务活动情报等。”曾任国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氓说:保卫局“要做中央政府和党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要担任监狱的看守工作,中央一级领导人的警卫员也要从这个部队选派。”据叛变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回忆》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又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

国局有自己独立的建制。在军队,各方面军、军团、军设保卫局(分局),各师、团设立特派员,营、连有秘密保卫干事,连队、机关有由特派员单线发展领导的网员。国局与下级各分局、特派员间,实行垂直领导;保卫分局与政治部、参谋部是平行的;特派员归同级政委领导,保卫干事要向特派员汇报工作。在地方,省、县设保卫局,区设特派员,都由同级党委书记领导。此外,各级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停止执行国局命令。曾任总部五局特派员的朱开铨说:特派员“第一,监督执行政策;第二,打土豪收集资财,供应红军;第三,做群众工作。”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侦察部科员刘明辉回忆说:“地方县以上、军队军以上设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以下实行特派员制。部队师、团、营都叫特派员,级别等同于同级副职,连以下则发展‘网员’,是秘密的情报员、监督员。”

2.政治保卫团

1934年10月,为进一步做好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保卫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局扩大了警卫武装力量。一是成立政治保卫团(本文简称政卫团,有人称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参谋长孙毅。下辖三个营,原第一大队改为政卫团的第1营(营长吴烈),第二大队改为其第2营,第3营则由江西省几个独立团骨干组成。据蒋继光的《豸山骄子  彪炳千秋——张南生将军传》载:“长征开始后,国家保卫总队改称保卫团。……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和军委的安全警卫工作。”二是在各军团政治部设立政治保卫连,负责警卫所在军团的军团部及锄奸、关押犯人、督战等。如龙书金曾任红一军团的政治保卫连连长。

出发时,长征队列的左翼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开路,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红九军团跟进掩护;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在右翼开道,周昆、黄甦率领红八军团跟进掩护;党政军领导和机关所在的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居中,担架队、运输队也在其中,犹如一顶受拱卫的八抬大轿;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红五军团殿后阻敌,担任总后卫。在抢渡湘江前,右前翼改为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仍随其后),左前翼改为红三军团(红八军团仍随其后),其余队列不变。其中,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4梯队(即红星纵队第16大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组成。毋庸置疑,这种前呼后拥式的部署,虽保证了军委两个纵队安全,但却捆住了机动灵活的红军手脚,从而导致长征队伍步履蹒跚,招致被动甚至挨打。据黄良成的《忆长征》载:“毛主席对这一段的行动,称之为‘保驾式的转移’或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据《杨尚昆回忆录》载:“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3.首长特务员

国局成立后,主要任务之一是培训和配备保卫首长的特务员(警卫员)。特务员是指国局派来保卫正团级及以上首长的士兵和做警戒保卫工作的人;承担一些特定事务,军委曾规定由特务员携带电键,使电台能收不能发,以防泄密。

据悉国局给级、师级首长配特务人,给军团级首长配特务,给军委主席副主席每人配4个特务员。据《李坚真回忆录》载:姚喆团长“他随身还有位警卫员,一位饲养员和一匹马,我想不如把他带走。”1936年,艾平在《第六个夜晚》中说:“‘这是师长!’守在洪师长尸首旁的一个特务员(贴身警卫)同志这样回答,他是带着愤懑悲伤的语气告诉他们:‘敌人都打坍了,他才中了一颗飞子呀。’‘同志们!’另一个特务员在喊:……”朱德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在长征中间,……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据《刘英自述》载:“毛主席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长征出发时,中央规定政治局委员每人一担行李,四个警卫员。”1984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我便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带了两名警卫员赴五军团去任政治委员。”据《秦基伟回忆录》载:“当团长的时候,……有警卫员,有公务员。”

警卫员在新中国建立前叫“特务员”,是因有人觉得这容易让人联想到奸细才改称的。1937年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警卫员称为“特务员”。据黄连秋的《井冈山上一堂课》载:(1928年)“我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村。……宣布我们这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特务营(即现在的警卫营)。”据阙桂兰的的《跟毛主席过万水千山》载,邓发于1934年对他说:“为了加强保卫工作,决定调你去给毛主席当特务员(当时警卫员叫特务员)。”据莫文骅《一匹黄马》载:“1934年10月……查了一下路线,留了一张条子给陈师长,便带着特务员吴太、饲养员张继胜,牵了一匹马,披星戴月,连夜向东,直奔古龙岗。”1934年12月13日,军委下令:“国家保卫局附特务队与红军工作部合在一起。”据《伍云甫日记》载:(1935年)“一月十二日……召集本局炊事员、运输员及通讯员、特务员分别开会,讨论整顿工作。”据宋生发的《我随陈毅同志打游击》载,“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给陈毅同志当特务员。”1938年,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载:一个人“如果背后跟着一个特务员,或者前面有一个通信员,那么对于问路及别的一切,就方便得多。”据《赖传珠日记》载:1942年“一月十一日……晚上召集特务员会议,研究他们的工作及任务。”1943年10月,毛泽东给延安中央医院小儿科专家侯建存写信道:“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1947年1月,358旅旅长黄新廷的特务员李银桥说:“我知道当特务员的责任,一是负责首长安全,二是照顾好首长的生活,三是绝对保守机密。”据《邱会作回忆录•上》载:(第二纵队里)“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饲养员、特务员(后改称警卫员),少数还配有运输员挑东西。”据军委总部一局参谋吕黎平回忆:刘伯承“认为……应改变国民党和旧军阀部队对‘兵’、‘伕’的鄙视称呼,建议各级军事行政长官,统一称呼为‘指挥员’,同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对等相;对‘兵’、‘伕’也相应改为:士兵——战斗员,卫兵(保镖)——特务员(后改称警卫员),号兵——司号员,旗兵——掌旗员,马弁(勤务兵)——勤务员(公务员),传令兵——通信员,伙伕——炊事员,马伕——饲养员,挑伕——运输员。”

4.干部团

1934年10月1日,为适应新形势,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四所学校合为一,后改称为军委干部团或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钟伟剑(兼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参谋长),特派员林接标。

长征开始后,它的主要任务便是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因为其多数成员是素质高(兵精将猛)、装备好(配双枪、戴钢盔)的连排干部所以有人说它是一支“御林军”(民间对皇帝禁卫军的俗称,指古代护卫皇帝及京城的军队)。曾任军委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在《莫文骅回忆录》中说:“我们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革军委纵队前头,担负着保护中央机关的任务。”此外,还有属于干部团组织序列的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其主要任务之一也是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据上干队政治科学员曾克林在《戎马生涯的回忆》中说:“干部团是军委纵队的主要战斗力,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

5.军委教导师

1934年9月,在江西瑞金成立军委教导师(或称中央红军教导师),由三个团(第1、第3、第5教导团)、一个机枪连、一个警卫连编成,全师共5000人(其中约4500人为新兵)。师长张经武,政委何长工,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李熙,特派员裴周玉。10月中旬,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一梯队长征,其主要任务是会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起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搬运武器、物资等。一般来讲,方面军有教导师、军团有教导营(其主要作用是平时储备干部,必要时向基层选派军政干部)。何长工回忆说:“教导师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一支新部队,成为培养军队干部的大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军委机关,在业务上与政治保卫局有关。据裴周玉的《踏上艰难的征途》载:教导师是“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仓促组建起来的,主要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任务。”

二、警卫力量的长征工作

1.侦察、搜集情报

长征出发前,军委总参谋部和国局派出两名测绘参谋和5名侦察员组成侦察队,负责勘察地形、探问情况、绘制地图,分段送回中央作决策参考。这个由卓雄负责的小分队即刻化装上路,向赣西南而去,可谓军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但到桂东北时,小分队只剩下卓雄等三人。因而此后在湘黔的侦察探路任务,改由左权率领的红一军团侦察团负责查清路况和侦察敌情等,并及时向总部报告。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贵州乌江边。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率政治保卫大队察看地形,布置警戒,派侦察员深入村庄了解民意、收集情报。

2.警卫机关、首长

政治保卫人员要具体安排和督促宿营警戒(放排哨、班哨、步哨、游动哨等),以能及时发现敌军和敌特侦察、突袭、破坏,掩护各部休整等。长征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先后兼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军委纵队驻地卫戍司令,负责警卫机关、首长。根据12月13日至19日的贵州黎平整编规定,“国家保卫局附特务队与红军工作部合在一起”,李克农利用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负责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率领特务队保卫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宿营安全。

1934年12月初途经桂东北时,敌特和坏分子扮成民众,混进红军驻地纵火烧房,企图破坏军民关系。国局成功侦破“纵火案”,召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揭穿敌人放火乃一箭双雕之毒计,维护了群众利益,树立了红军声威。

12月12日,朱德在黎平县洪州分县牙屯堡的一块茶油山里,向警卫军委机关的政卫团指战员作指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

1934年12月17日,政卫团、干部团等警卫武装随军委总部来到黎平城(入黔第一城)。18日,在此成功地警卫了黎平会议(长征首次政治局会议)会场。

黎平整编后,为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干部团、政卫团与军委纵队同行。如军委1934年12月28日的《关于我军占领余庆、黄平后的行动部署》中就规定有:“军委纵队分两路前进至金坑、罗朗之线,野战司令部随一梯队、干部团进至罗朗、带翁甫地域,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则进至金坑地域。”

进遵义城后,政卫团警卫遵义会议、保卫中央首长安全。邓发对吴烈布置说:“中央准备在这里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场周围和行动路线的警卫工作由你们营负责。”随后,他们详细地看了会场及附近环境。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的张耀祠回忆说:“为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进遵义城的安全,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要侦察科、检查科派几个同志先进城,对城内敌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了解,部署好安全保卫工作。……国家保卫局侦察科、检查科的同志,身着便服,夹在群众中。国家保卫局特务队肩着驳壳枪,排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两侧和前排,部队以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大街前进。”1935年1月12日,张耀祠从国局侦察科调任特务队班长,负责带队警卫毛泽东。1月28日,吴烈带领手枪队100多名指战员直奔习水县土城青杠坡激战正酣的前线,成功保驾朱总司令等。

与政卫团一样,同受刚成立的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统管的干部团,也负责保卫工作。据第3营政委罗贵波的《革命回忆录》载:“到湘南后,我们三营奉命跟随中央军委机关,直属总参谋部作战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机关警卫营。行军时,沿途担任警戒和保卫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中央领导驻地四周的警戒。遵义会议期间,负责遵义城内和会场外面的警戒任务。……宿营地四周,中央首长的屋前、房后,都由我们三营担负警戒。……在遵义,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他告诉我们,要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命令我们做好会场周围及遵义城的警备工作。1月15日清晨,我们在会场的周围布满了岗哨,我和林芳英、霍海源分别带战士在各条街道和会场的四周巡逻警戒。”1935年2月25日晚,上干队与红九军团的一个警备连在桐梓城成功执行守备警卫任务。

3.护送重伤病员

长征初期,政卫团还要配合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担架队把重伤病员送回苏区治疗。中央红军一路西征,虽然冲破了敌人的数道封锁线,但也留下了不少重伤病员。1000多人的政卫团,随担架队送回中央苏区的指战员先后多达150多人。

他们送回伤员后,再来追赶部队已很难。一则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后,实行白色恐怖,有的指战员回到苏区后便落入敌手而被杀;二则虽说长征去湘西,但行踪不定,要找到部队谈何容易。开始一个月情况尚好,指战员完成任务带着一身伤痕、疲惫还能艰难追上部队。但后来渐渐地就不见归队,多半是下落不明了。

4.护卫国家银行

长征初期,政卫团负责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的警卫任务。其中,政卫团第1营的一个连专门保卫由国家银行等组成的第15大队。每个政卫团警卫连指战员负载几十斤的担子和武器;每逢机器因路窄或被树木卡住时,还要协助军委教导师一起挪运。苏维埃国家银行通讯员许长庚在《长征中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说:“同我们一路行军的是中央警卫团(国家政治保卫团)一营的同志们”

据《赤国警魂: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纪实》(辜水保主编)得知,1934年12月底,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旧州镇。当戒备森严的第15大队进入旧州时,引来围观。吴烈看到人头攒动中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便找来大队长曹根全、警卫连连长等人开会和布置警戒。连长向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汇报了情况,并连夜召集会议。大家枕戈待旦,一晚平安无事。第二天夜幕降临后,运输员和银行工作人员睡在内层,外围是警卫连指战员,再远些是哨兵。……夜黑风高,凌晨两点左右,一群踩好点、熟悉地形的土匪,蒙着脸、握着两尺长的锋利勾刀前来偷袭。连续摸掉几个岗哨后,直奔大队住地仁寿宫而来。连长警醒一看,只见窗外寒光闪闪。他身捷手快地扣动板机,枪声在寂静黑夜中更加清脆而响亮。有备而来、身强力壮的土匪们把手中的勾刀舞得飞快,有红军不幸倒在血泊中。但吴烈等人的枪弹射得更快,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土匪弃刀投降。邓发、吴烈等连夜对所擒土匪进行审讯,他们供认看到15大队沉甸甸的担子时,便眼放绿光,心生杀人劫货之念。次日晨,召开群众大会,枪决土匪,除暴安民,老乡们奔走相告。国局为牺牲的三人开了追悼会,尔后又保卫着中央机关和首长向黔北前进。

5.监管运输队伍

长征前,在中央苏区雇运输员时承诺只需服务半个月,但后来却渐行渐远。进入广西后,有运输员闹着回家,甚至提出不要工钱、保命要紧;有的寻机不辞而别, 开了小差;有的干脆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即便国局的人用枪逼也无济于事。诚然,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乡们靠辛苦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不情愿东奔西走。

有鉴于此,政卫团警卫连指战员沿途动员同情、支持革命的群众来补充运输队伍。还配合15大队党支部书记曹菊如等人做运输员的思想工作:阐明红军主张,坚定革命胜利信念;答应在新地方建立苏区后,就付给双份力资。此外,切实减轻运输负担:主要带弹药、医药、银元等;组成炊事班、救护队等,加强生活照顾;调整担子数和重量,减少体能消耗;有碍通行、影响速度的大件尽量毁弃。通过细致的动员、切实的减负,稳定了运输员队伍,保证了艰难任务的完成。

6.参与部分战斗

军委教导师在搞好运输同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如1934年11月10日的军委电令就指出:11日“由四时起应令教导师接替一纵队在文明司对滁口、郴州、九峰各方向的警戒。”据裴周玉回忆:“在通过湖南桂东、汝城与广东仁化之城口镇敌人设置的第二道防线时,……刘伯承命令教导师接替一军团在仁化方面阻击敌人,掩护军委纵队。……我奉师长、政委命令协同第一团前去执行这一任务。”

显而易见,负责警卫的指战员们为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封锁线作出了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革命功臣。其中,国局系统仅在湘江战役中就牺牲了500多人。

黎平整编后,成为军委直辖作战部队的干部团、政卫团更是放开了手脚,宛若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屡立战功。1935年1月初,为强渡乌江进军黔北,干部团的三个步兵营及上干队指战员搜集木材、竹子、门板、洋油筒、棕绳等,并搬到江边;特科营工兵连指战员依靠教员何涤宙出谋划策,连夜架设了浮桥。

红一军团成立了强渡乌江指挥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副指挥,分局政治保卫大队的刘昌华、钟家通、丁胜心、王友才、唐占钦、赖采伦、杨水木、江石石报名参加尖兵连。《红星》报的《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赞扬了22个渡江勇士,“保卫首长安全,是滴水不漏的英雄,突破乌江天险,掩护部队过江更是英雄”。为减少阻力,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大队的一个中队化装成黔军溃兵,由经过教育后的俘虏带路,于1月7日深夜诈开南门,智取遵义城。

1935年1月28日,军委干部团协同红三、红九军团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中,以猛虎下山之势,以伤亡百十来人的代价,曾攻到了川军郭勋祺师师部附近。其中,上干队打得尤为英勇顽强。泽东高兴地直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6日,上干队和红九军团的一个连,在娄山关阻击敌人。周恩来赞扬上干队仗打得很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干部团还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桐梓;在遵义战役和老鸦山战斗中,打得勇猛异常

1935年3月底南渡乌江时,奉总参谋部命令,由干部团第3营副营长霍海源带一个排守住乌江浮桥;待殿后的红五军团接防浮桥后,才追赶上主力部队。

7.保护商家利益

红军进入贵州遵义后,红一军团保卫分局和没委一起,在重要物质存放地贴上“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封条;按照征发没收原则,对全城应保护的商家实行挂牌保护。1933年,成立“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简称总没委),统一处理对土豪劣绅及反动分子浮财的没收和军需物质的征集、分发(给部队和民众)。1934年11月10日,总政规定:“从步兵团起至师、军团、总政部,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总没委主任林伯渠,副主任毛泽民。

1935年3月16日,红军进占仁怀茅台镇。国局在“成义”“荣和”“恒兴”等酒坊门上张贴布告(大意为):茅台酒为民族工业,是保护的对象,红军应该公买公卖,对各家酒坊的财产应予以保护等。国局还在茅台打了几家土豪劣绅,把酒分给各部队,主要用于消炎镇痛、活血化瘀,以驱除行军疲劳、提振精神。

8.参与收容、搜救

红军历来高度重视收容工作。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次日,中革军委又指出:“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10月29日,中革军委强调:“必须高度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的救护和收容拦阻队的工作。”12月8日,指出:“一、三、五军团后卫部队应负责……收容落伍病员。”12月21日、24日,红军总政治部分别在贵州黎平、剑河发布的“训令”和“指示”中都强调:“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

走在队尾的收容队工作危险且艰辛:安排不能行走的落伍人员骑马或坐担架以追赶队伍,把遗散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并作妥善处理,随时报告敌情,预防和阻止意志薄弱分子脱逃革命队伍,保证自身和部队安全等。据《杨得志回忆录》载:“按照一般行军惯例,军事主官和参谋长走在前面,政委和政治部(处)主任居中以便随时部署和开展‘飞行政治工作’,特派员带队在后负责收容落伍人员。”

15师师长彭绍辉在长征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五日……朱、罗经过我处时指示,要特别注意收容工作,并说连队收容组应由支部领导,团设收容队,由政治处领导,我按此要求做了布置。”据钟有煌(红13团医生)的《长征亲历记》载:“收容队是由团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队抽人组成的,走在全团的最后,主要负责帮助掉队落伍的人跟上部队和安置不能随队行动的伤病员。”1934年11月29日《红星》报的《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指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能在实在实际工作中想出更多的具体办法,并在战士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动员全体指战员来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据《李坚真回忆录》载:“掉了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可能被土匪或头人捉去杀死。……我真幸运,收容队又来了……”

1935年3月底,军委总部二局原副局长钱壮飞南渡乌江时在贵州金沙失踪。接到搜救命令后,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分局长欧阳毅火速带领保卫大队30多名指战员,在可能的区域内连搜带喊。国局保卫大队也派十几个人来协同搜寻,可惜也未找到。据传,他因到树林里去躲敌机轰炸而被土匪绑架并最终被“撕票”。

此外,中央红军警卫武装在长征途中还做了不少重要工作:国局保卫大队负责收回或销毁所有可能泄露红军长征行踪的物件,如《红星》报、各部指示和文件、标语、路标等;政卫团沿途安置实在不能长征的重伤病员;做民族工作(如1935年4月中下旬,政治保卫大队把少数枪支弹药赠给当地头人,以获取支持)。

三、裁减部分警卫武装

1.撤销军委教导师

既要承担繁重的物质搬运任务,又要参与常规的警卫和必要的战斗,自然导致前进速度缓慢,使军委教导师减员严重。1935年10月,施平(即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时说:“我们所带的行装太多,笨重机器装得太多。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项机器,通通都拖走了。……由于这种错误底结果,我们的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而自由周旋的兵力反而不够。”

为给教导师减负,军委曾于1934年11月10日下令要求“利用一天时间……以便完全解放教导师运输任务”,只因战事紧急才未执行到位。当教导师于1934年12月17日进入贵州黎平城时,已由6000人减至2000余人。黎平整编撤销了军委教导师,将其余部补充到红一、红三军团;并将剩余的物件赠送给民众或毁弃。张经武编入干部团待分,何长工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连长,孙毅任政卫团参谋长,李熙到总政组织部工作,裴周玉任红三军团保卫局检查科科长。据《何长工回忆录》载:“由于敌人的前堵后追,我们且战且走,部队牺牲数量大。因此,黎平会议前后,教导师所剩人员无几,基本上补充到部队里去了。”据裴周玉的《踏上艰难的征途》载:“党中央在黎平……撤销教导师建制,归建到一、三军团。同时还决定将剩余的四百多件物资全部破坏丢弃。”据孙毅的《忆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载:“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并安排教导师有关撤销方面的若干事项。他说:‘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保证顺利完成整编任务。’”

2.缩编政治保卫局

遵义会议后,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整部分部门和首长的职能、职务:第一,撤销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邓发仍任局长,李克农为侦察部部长,王首道为执行部部长。黎平整编中,原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军委纵队副政委,继续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第二,执行部下辖预审、执行两个科;国局执行科和特务队改由军委总部直接指挥,任务更艰巨——先遣探路、警卫首长、驻地选择、外围侦察、收容人员等。第三,国局总队部参谋长卢伟良到李克农手下任侦察员。

3.撤销政治保卫团

1935年1月中旬(一说在2月的扎西整编中),召开政治保卫团的连以上干部会议,邓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宣布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团。将原第1营与国局特务队合编为直属军委总部领导、下设三个队的保卫大队(吴烈任大队长,原特务队改为第1队即手枪队)外,原第2、第3营分别编入红一、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特科营。团长姚喆任4师第10团代团长,政委张南生调任红37团(该团为中央红军总后卫——红五军团的后卫团)政治处主任,参谋长孙毅任5师侦察参谋。1975年,张南生在《遵义会议的光芒》中回忆说:“全团除留下一个连由吴烈同志带领与中央的内卫队合编外,其余都依照中央指示分别编入一、三军团。”

苏区肃反可谓自毁长城,这使执行单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形象受损。长征开始后,国局大部分人员并入各军团,工作权限明显缩小,基本徒有虚名。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将国家政治保卫局缩小到最低限度,与政治部合在一起。1935年10月,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组建“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通称“边区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保卫肃特工作)。国局存在六年多:成立“政治保卫处”(1931年6月)→扩编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整编改称为“边区保安处”(1937年9月)。

        

                     (作者系民建会员、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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